第八章:令男人逃跑的女人

跟明在一起的日子,我只是一心想留著他,為著討好他,我沒考慮到要保護自己的身體,也沒有考慮到事情的後果,我甚至覺得如果我有了他的小孩,便能夠令他留在我的身邊。結果,我真的懷了他的孩子,我天真的以為他會因為責任而選擇跟我在一起,然而責任並不會令一個男人的甘心樂意跟一個女人走在一起,相反,只會令他想第一時間以九秒九的速度逃跑。

03年1月,我發現自己懷孕了明的小孩,我第一個反應並不是擔心,而是暗暗的高興,雖然我明知道他不會要這個孩子,但我覺得無論如何我也總算是懷過他孩子的女人,道義上他總不能撇下我不顧,我也因此可以博得他更多的關心和愛護。

是的,最初那幾個星期明的確對我照顧有加,我還記得那天我做完墮胎手術之後,他跑到老遠給我買了一杯木瓜鮮奶,那一刻我竟然覺得自己有點幸福。回想起來,這是多麼可悲的一件事。然而,當局者迷,我們都彷彿被蒙蔽了心眼,我們的盲目使我們不自覺的被對方牽引著掉進漩渦,我們的孩子卻成為了無辜的犧牲品。

因為當時我已是成人年,所以只需花費幾千元,婦產科醫生和麻醉醫生便會簽名證明我不適合懷孕,合法為我進行「終止懷孕」手術。那天早上,明陪我到達私家醫院辦了手續,我換上手術袍躺在床上等候,隔了一會,護士來到把我推進手術室,進到手術室後麻醉師問了我幾個問題,之後幫我全身麻醉,他數完一、二、三我便失去知覺了。醒過來,我又回復本來的模樣,麻醉藥散了第二天便如常上班上學,整個過程我都沒有痛楚和不適,然而這種麻木和無痛讓我更覺心寒。我不禁要問:那曾經存在於我子宮裡的是生命嗎﹖如果那是生命,為什麼我完全感覺不到﹖手術的名字是「終止懷孕」,沒提到「胎兒」、也不牽涉「兒女」,就像我、明和醫生的真空吸管一樣冷靜、理性與無情。

我把木瓜鮮奶喝掉了,同時也把他的愛喝光,手術過後不到兩個星期,我和明再次分手了。兩個月後,SARS疫症侵襲亞洲及美加等地,每天打開新聞版都是感染和死亡數字不斷攀升的消息,指責政府官員失職之聲此起彼落,及後淘大花園E座整棟被隔離,自從那一天起我不敢再看新聞,我覺得需要被隔離的是我,彷彿唯有這樣做才能活得不那麼痛苦。

那時候,學校停課,上班要戴口罩,酒吧的生意慘淡,我的學生也用不著補習了,平日熙來攘往的銅鑼灣儼如死城。我把自己完全投進了文學和電影的世界,以虛構的情節、感官的刺激、人造的新鮮感來麻醉自己,好讓自己的生活看起來沒那麼無聊和絕望。
第八章:令男人逃跑的女人 (圖1)
4月1日,有人惡作劇在網上發佈假新聞指香港宣佈成為疫埠,人們爭相到超級市場搶購糧食,我什麼也沒有做,約了跟我一樣無聊和絕望透頂的朋友一起到電影院看剛上畫的電影。入場前的十分鐘,我收到電話短信得知陪著我們長大的歌星張國榮從文華酒店跳下來過身了,我不敢相信,然而經過查證,肯定這是事實,我也只好默然接受。

那天晚上,我們看的是《鋼琴戰曲》,直到今天仍然記得很清楚。故事講述一位猶太鋼琴演奏家如何在二次大戰的大屠殺期間不斷的逃命,性命最後留了下來,只是心靈已經殘破。離開電影院再次踏進無人的銅鑼灣,想到過去、想到現在、想到未來,不禁悲從中來,覺得跟末日很接近。我和那位朋友在寂靜的街上彼此對望,有一刻我真的好想抱著他大哭一場,結果我還是沒有這樣做,因為他已經有女朋友,只是因為她在英國讀書,才時常相約我出來看電影,我不想傷害他的女朋友,離開的時候我們依依不捨地道別,因為在那動盪的時刻,根本沒有人知道我們明天是否還能夠相見。

一次墮胎並沒有令我和明從「愛情無間道」中爬出來,我們仍然斷斷續續的走在一起,我繼續以一個受害者的姿態來博取他的同情和關心,他繼續以贖罪者的姿態來博取一刻的平安,那段日子我們都把彼此折磨得很厲害。到了一個階段,我們都痛恨對方,卻又離不開對方,我們之間除了吵鬧和性之外,已經再沒有其他東西了。

04年9月8日,24歲生日的前夕,在趕赴朋友為我舉行的慶祝派對之前,我到藥房買了一支驗孕棒。到達約會地方後,寒暄了一會,我便到洗手間進行測試,測試結果呈陽性反應,我再一次懷了明的孩子。從洗手間出來之後,我沒有告訴任何人,繼續跟朋友一起吃飯、切蛋糕、拍照和喝酒……那一刻,我發現我的心已經死了,我發現我已經冷靜得不像一個人。

過了幾天,我患了一場大病,一直在發燒,那時候我剛畢業,並開始以特約模式在傳媒工作,稿酬要等三個月才收到,我窮得連看醫生的錢也沒有。我唯有厚著臉皮打電話給明,告訴他我沒有錢,請他陪我去看醫生,他很生氣,怪責我怎麼可能連看醫生的錢也沒有。

他在逼不得已之下,唯有陪我去看醫生,那位普通科醫生知道我有身孕,追出來說要改用一種適合孕婦的藥,以免傷害到腹中的胎兒,不過藥費會比較貴,我把事情轉告明,他的反應很大,忍不住在醫務所大罵了我一頓,我忘了他到底罵我什麼,只記得他真的很兇,因為他從來沒試過那麼兇。

之後,我們去看婦科醫生,做了驗孕測試後,護士吩咐我們在候診室裡等候。那一刻,我的眼淚不由自主地湧出來,我已經不想哭,因為我知道再哭下去也沒有意思,只是我控制不到我的眼淚。明不發一言,我把頭枕在他的大腿上,身體一直在抽搐,姑娘問我什麼事,我便告訴她我正在發燒,她把探熱針遞給我,我又繼續流淚。

後來護士喊我的名字,我們便進去見醫生,她已經替我做過一次「終止懷孕」手術,甫坐下來,她便告訴我驗孕結果呈陽性反應,托一托老花鏡,然後隨手拿起月曆說:「我安排你明天做手術吧﹗」那一刻,我呆了,我沒說過要做手術啊,怎麼決定權好像落在她手上,我來找你驗孕就代表我要墮胎嗎﹖

我告訴她我明天不能做手術,要給我一點時間,我覺得要認真考慮一下,於是她把手術延後了幾天。離開醫務所的時候,明繼續不發一言,我不想活受罪,便跟他說我自己回家可以了。那時候,我身上的錢只夠坐巴士,於是從旺角信和中心走到油麻地逸東酒店坐巴士,我提著手提包,裡面是記者用的筆記簿、一大疊跟訪問有關的資料,那一刻,這些都變得很沈重,路也變得很長。

我很想把孩子生下來,我喜歡小孩子,我怕如果我再墮胎,以後我沒有機會生小孩,可是……
我連看醫生的錢都沒有,如果發燒的是我的小孩,怎麼辦﹖我可以給他什麼﹖要帶著孩子領取綜援嗎﹖

「我不想將來大學畢業之後,有一天在街上碰見你拖著兩個小孩、挽著幾個膠袋跟我抱怨生活困難,而我只能看著你嘆一句愛莫能助。」這幅圖畫一次又一次在我腦海中出現。

「早知就不生你們兩個,帶你們來這個世界受罪。」從小到大媽媽都這樣跟我講。

那時候,我看不到生活的出路,因此再一次作出了錯誤的決定。幾天後,我按著約定的時間到了醫院,醫生再一次把我推進手術室,再一次把我麻醉,再一次把真空吸管放進我的子宮,再一次……

這一次,沒有木瓜鮮奶,什麼也沒有,明只來付款便離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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