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歷史)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的現代化及其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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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李金强

近代基督教傳教士入華宣教,幷帶來西方文化,促成傳統中國社會産生變革,由是引起中外史家之關注,進行研究。從而形成近代中國基督史研究中,强調基督教促成中國現代化此一研究論述模式之出現。此一模式,始起于美國哈佛學派費正清(John K. Fairbank)及其門生,如柯文(Paul Cohen)等,皆依此論述。繼之者爲臺灣之林治平,倡導尤力,召集查時杰、王成勉、魏外揚等用心于此一課題。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王樹槐亦由此入手,而更重要則爲由該所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合作,以李國祁及張朋園二人爲首,主持中國區域現代化研究計劃,先後出版閩浙台、湖南、湖北、山東、江蘇、廣西、安徽各省區研究專著,均將基督教的傳教事業列爲現代化的觸媒。香港方面則爲羅香林、施其樂(Carl Smith)、梁元生、梁家麟、李志剛及筆者,皆先後就此發表研究成果。及至國內推動改革與開放政策,史學研究得與海內外學者交流,基督教與中國現代化關係的研究論述,亦陸續得見之于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學者,如章開沅、史靜寰、徐以驊、王立新、吳義雄等的著述。上述學者的研究,可見基督教入華,于沿海、沿江城市,相繼建立的傳教事業,包括創建教堂、興辦教育、醫療、出版及慈惠事業,均爲清季中國社會帶來了新的變化。是爲基督教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幷帶動國家與社會的轉型,從而說明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發展與變遷的密切關係,以下共分四方面說明之。

其一,「通商口岸」城市新社區的出現。此與列强侵華,締結不平等條約具有密切關係。時中國被迫于沿海、沿江省份開設通商口岸,成爲西政、西商、西教進出之地區,從而産生租界及外人居留地。通商口岸如以上海爲首,遂出現傳統中國城厢、民居、商店、會館、廟宇與西式建築的中、西二元文化特色。後者除了使館、司法機構、外商銀行、企業外;最重要的元素,即爲基督教會所興建的教堂、學校、醫院、出版社及慈惠機構,遂結合形成新社區。使古舊的中國城市,出現了傳統與現代,中西對照的新城市景觀,論者或謂通商口岸的新城市景觀,猶如古老中國長袍鑲飾了新花邊。而近代中國社會的轉型,皆由這批新社區孕育而生。而歐美差會在中國通商口岸及內陸城鄉所建立的傳教事業,無疑爲近代中國城市蛻變的由來。

其二,新社會階層的出現。傳統中國爲一男尊女卑及以士農工商結合而成的四民社會。隨著基督教的入傳,興辦新式學校。初爲傳教,逐漸轉變成爲傳授西方專業知識的教育設施,傳授外語及西方史地格致之學。由小學,而中學,而神學,而大學,逐級遞升,是爲近代中國教育中之私立教會教育體系的誕生。其中尤以民國時期分布全國的十三間教會大學最爲著稱,包括燕京、齊魯、金陵及其女大、滬江、聖約翰、東吳、之江、華中、華西、福建協和、華南女子、嶺南等校。培訓出不少具有中、英雙語的文、理、法、商、醫的實學專才,投身各行各業,而形成新中産階級的出現,推動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國內章開沅教授倡導教會大學之研究,即由此而起。

此外,尤其值得注意者,爲基督教傳教士,重視女權、興辦不少女學,從而使中國女性得以入學,研習新知,亦成爲社會上之專才,甚而成爲國家與社會之領導。最明顯例子,莫如宋家三姐妹──靄齡、慶齡、美齡。其父宋耀如牧師,即爲孫中山早期之革命同志,宋家姊妹由是得以躋身國家領導層。而近代中國女權亦由此而興,婦女相繼從政、就業幷于社會、文化等領域,顯露頭角,至今中台港兩岸三地以至海外華人,均涌現大批杰出的女性精英,使中國社會力量,由是倍增,國力亦由此上升。

其三,通商口岸改革家的出現。上述基督教傳教士來華興教辦學,逐漸培訓出一批具有西學新知的新知識份子。其中部份”口岸”精英,一方面出生本土,已具備本國語文及文化的知識。由于接觸傳教士及進入教會學校就讀,遂得以領略西方語文及西學,逐漸成爲中英雙語精英,且不少具有基督教信仰。由是得以涵泳于中西文化,漸具”卓識”,面對晚清國家與社會的衰敗,遂起而提出改革的建言,成爲近代中國倡導改良思想及改革的重要成員,較著者如容閎、王韜、洪仁玕、何啓、馬建忠、馬良、唐廷樞、鄭觀應、伍廷芳、王煜初、黃乃裳等,各省所在多有。美國史家Paul A. Cohen,即標貼此批出身香港及國內通商口岸的精英爲”基督教改革者”(Christian Reformers)或”新濱海改革者”(The New Coastal Reformers)。茲舉王韜、洪仁玕、何啓、黃乃裳四人說明之。

王韜于上海爲倫敦傳道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 Medhurst)雇爲”代筆”,協助翻譯聖經,因而信教。其後南下香港,又協助同會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翻譯四書五經。于1867年被邀至英倫,得見西方文化之盛,王氏以其爲夏商周三代之重現。其後回港創辦《循環日報》,針砭時局,倡變法自强之改革言論,幷結集而成《弢園文錄外編》一書。

洪仁玕,于廣州從羅孝全(I.J. Roberts)得聽聖道,稍後至香港出任倫敦傳道會傳道。與傳教士從游,而得悉西學新知,且目睹香港殖民地建設的先進。及至天京(南京),遂向洪秀全提出《資政新篇》的改革建議,主張興辦鐵路、輪船、銀行、開礦、郵亭、醫院、保險等新式建設,可惜未見實行。

何啓,出身教牧家庭,其父進善,爲倫敦傳道會于香港按立的首位牧師。少年時,入學理雅各建議港府開辦的中央書院。其後留學英國,取得醫學及法律雙學位,幷娶得英婦雅麗氏(Alice Walkden),遂回港開業而成華人領袖。目睹清廷對外失敗危困,與其好友胡禮垣,起而倡言「新政」,力主清廷行君主立憲,幷發展工商及鐵路、輪船企業。結集改革言論而成《新政真詮》一書,爲康梁維新派所重視。

黃乃裳,出身福州美以美會傳道,參與傳教士翻譯聖經、西書。其後轉而參與科舉考試,獲中舉人,成爲地方士紳。及至甲午戰後,參與康梁維新運動,于福州創辦《福報》,鼓吹改革,又因翻譯傳教士蔚利高(Myron C. Wilcox)之《大美國史略》一書。得悉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號」移民北美,建立十三州之史事,遂于1900年前後,策動福州美以美會信徒移墾砂朥越的詩巫,爲近代中國基督教移民南洋之先聲,其後且參與革命。

其四,基督徒爲革命倡導者。近代中國重大歷史事件,莫如辛亥革命。促成我國由帝制走向共和,爲近代中國史上頭等大事。2011年爲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相關研究,大量涌現,而辛亥革命促成20世紀至今中國的重大變革,受到高度肯定。就此而言,辛亥革命的産生,固由列强入侵,滿清腐敗無能,促成漢民族主義勃興,起而要求推翻滿清而致。然辛亥革命之緣起,與基督教却具有密切關係。此即革命報元祖《中國日報》記者及党人陳春生所言,「中國革新之原動力,實發韌于基督教」。

原來革命倡導者孫中山,于香港就讀中央書院及西醫書院時期(1884-1892),于1884年5月4日接受美部會傳教士喜嘉理(Charles Hager)的洗禮,幷引領陸皓東入教。繼而在倫敦傳道會的道濟會堂聚會,與具有改革思想的會牧王煜初,長老區鳳墀,會友何啓,過從最密。何啓且爲其于西醫書院的導師,從而産生革新思想。1895年孫氏于香港創設興中會總會,首倡革命。該會主要成員,除王、區、何三人外,參與者尚有同屬”四大寇”之尢列、陳少白、楊鶴齡;博濟醫院同學鄭士良;同鄉陸皓東;輔仁文社的楊衢雲、謝纘泰,當中除尢列外,餘皆爲基督教徒。而日後支持孫氏革命之日本盟友宮崎寅藏,亦同爲教徒。難怪日後孫氏談及其革命思想緣起,除說明與香港具有密切關係外,更指出傳教士來華宣教及推介西學,與其革命思想緣起,具有關係。由此引致筆者從近代中國基督史研究角度,進而說明基督教與孫中山、楊衢雲等倡導革命之關係。1

綜上可見,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的現代化及社會轉型,具有密切之關係。其中華人信徒對于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中國國家與社會的轉變,扮演重要角色。不但促成近代中國基督教自立運動的發展,幷且在政治、社會、經濟文化不同領域,均具影響力。故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以”華人信徒”爲中心的研究方向,不宜忽略。

(作者任教于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1 李金強:《中山先生與港澳》(台北:中山學術基金會叢書,秀威網路書店,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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