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給我們怎樣的盼望?(司徒永富博士)

語音(廣東話): 《葡萄樹傳媒》文稿整理:Betsy So/校對:Lily Lin

資本主義給我們怎樣的盼望?(司徒永富博士) (圖1)講員:司徒永富博士

講到「資本主義帶來怎樣的盼望呢?」,我自己看好像這個命題有一些引導性向,是負面的那一方面。但是我從開始一句到尾,我對資本主義仍然存有盼望。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做人或者做其他事情,也有一些習慣的逆反思維。我想問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沒有資本主義,我們又有什麼制度讓我們有更好的盼望呢?」正如領導人說:「沒有最好,只有更好。」我們要答一個問題,就是:「推倒了那副牌,大家憤怒地推倒它,跟著又如何?」這個我們必須要負責任地去提出一個……或者不是答案,但至少你有沒有想過,推倒它(之後的)後果會如何?限於我自己的學養和自己的認識,我看不到完美,或更完美,更好的體系可以比較接近。

最近香港這地方喜歡講「核心價值」,比較接近尊重人權──所謂「權」即「私有產權」,或者比較尊重自由運作,少一些約束。例如:我們一般一提到「資本主義」都會提到「無形的手」,Adam Smith(阿當‧史密斯,或譯作「亞當•斯密」)在他比較殿堂級的鉅著《國富論》裡,所提及的那隻「無形之手」,給我們的空間比一個有形之手的角度更加廣闊。當然管理得好是好的,但是亦因為好像父母不大相信子女一樣,管得太緊也不好。我認為自由、人權……因為有意識去保障產權,所以自然也有好的法治制度,這方面我覺得比較接近。我不敢說比較接近其他人,比較接近我自己的熱愛,我覺得要互相尊重等等。

所以即使剛才提到所謂資本主義,原初的理念是認為一隻看不見的手,在這個過程中,它怎樣推動經濟行為,是建基於自利的動機上,即個人的動機。如果一個個人自利的動機,能夠(令)每一個人都發揮自利的動機,之後進行經濟活動,製造的當然不是黑社會式的逼良為娼,或賣白粉。理論上,(這)會製造正能量或產出,而當社會大家共同進行這個過程,便會出現一種所謂社會利益也因而最大化,因此我們可以通過資本主義而帶來類似富人的盼望,是因為個人進入群體的社會效益。但是自然必須承認,今時今日,我們說:「還有沒有盼望呢?」一定好像吃類固醇,是有副作用的,這些副作用……當下我想先講有什麼困局,由於我局限的知識和時間問題,我只是講四樣我自己覺得上心上頭,有多少心理不平衡,我覺得需要提一提的。

第一個困局是貧富懸殊。但是當我即使提貧富懸殊,即是說有的愈有,沒有的更加沒有,其實這個並沒有違反耶穌的一句金句。有一個社會學家叫莫頓,他因為沒有進入查經的境界裡,他只是用那個社會現象而又找到聖經有這個看法,所以說這個叫「馬太效應」,即是說有的會更有,沒有的連僅有的也失去。我只是說這是一個現象,亦不想去偏頗究竟那樣是對或不對,但客觀的事實,是你發現任何世情都是如此。例如:我剛剛出道在銀行工作的時候,我發現百分之八十的存款來自百分之二十的人,所以我不能避免(要)花更多的時間,即百分之八十的時間去服務那百分之二十的人。

在社會裡亦出現了一個局面,就是富有人又或者香港出現百分之十的人,交稅去負擔百分之九十的社會開支。亦有一個研究發現,全球最有錢的十個人,是五十個貧瘠國家的共同生產總值。無論同意或不同意,為什麼貧富懸殊會出現?我相信亦是私利或是自利這個推動力也沒有──或者這樣說──私利沒有進入他利,即是這個情況今時今日沒有出現。或者不只我們,Adam Smith(阿當•史密斯)在十七世紀(也是這樣認為)。他提出(這個看法)的時候,當其時的社會,比我們的好一點,沒有那麼厲害。所以如果Adam Smith(阿當•史密斯)復活,可能他也提不出解決的方案給我們,不過我稍後會講,其實他也曾經講過。

第二個現象是因為大的會更大,結果便出現壟斷的市場經濟,而這樣是否必然的呢?理論上,(壟斷的市場經濟)在資本社會都會出現,不過在自由經濟裡,我們都有這個說法或相信,只要在那個行業或產業多過一個market player(市場參與者), 已經謂之「有競爭」。當然,更加重要的是,我們要去看,在同一個產業或行業裡,是不應該只供一個去壟斷的。但是事實上大的會更大,結果進入一種市場經濟,壟斷經濟出現。現在我們走上街,通街都是「萬寧」、「屈臣氏」。買一份報紙其實不是不想光顧士多店老闆,而是不方便,你會發現最方便的都是被壟斷了的集團經營。

第三個是──將它感性地說──是窮得只剩下錢。因為我們要建基於自利和不斷追求利潤極大化,結果出現了在物慾的世界裡,我們很豐富,但很可能很貧窮。即是說香港的庫房很厲害,但似乎人仍然活得沒有尊嚴,更多人是沒有尊嚴地活著,亦有人做墳墓裡最有錢的那一個,這個都似乎並非我們信仰所邀請的。例如:我們有些觀念,例如「神貧」的觀念怎樣能服侍貧苦大眾,這個都似乎出現在我們不想見到的精神文明的界面。

最後一個亦是追求最大的利潤,結果亦超越了底線,所以我們會見到「見錢開眼」的情況出現。這個就是虛、假、劣、渠油、五樓原來是一樓、三十八樓當作八十六樓去賣,這樣你又奈何,總之政府批准。

這裡已經有兩個概念,一個概念是它分明是造假,渠油是造假。但是五樓原來是一樓,當記者去問發展商,發展商說政府批准的,這是第二個概念。Milton Friedman(米爾頓•佛利民,又譯作「米爾頓•弗里德曼」)曾經提過,就是我們(追求)利潤極大化,商家其實只有一個使命,就是賺最多的錢,其實他有他的道理。例如:為什麼關愛基金注定失敗呢?不是究竟有沒有人肯幫政府,或是他們見死不救,而是有更多的富有人心理不平衡,為什麼?因為其實我已經供了MPF(強積金),我亦付出工資,甚至我已經交最多的稅──霍建寧交的稅也很厲害,和黃(全稱:和記黃埔有限公司)交的稅也很厲害──為什麼我交完稅之後,我仍然要額外付出?這是不是懲罰性抽稅呢?這個當然可以繼續討論,所以富有人是心理不平衡的,因為Milton Friedman(米爾頓•佛利民)說:「Obey the law, make the profit」(遵守律法,賺取利潤)。(有關)這個,尤其是我們讀工商管理的一班人,(就連)社會學或者 social work(社會工作)也沒有讀過的,所以我們連捐獻也不懂得,有可能會捐錯。

所以你會發現當下資本主義的運作,出現了一些我們不想見到的(情況)。例如:由自利通不到去他利;又例如:因為它愈來愈大的時候,出現的只會是壟斷經濟,而又沒有再浮現出社會一同共富的局面,但是我發現這現狀其實並不只是資本主義本身的制度問題,而事實上有一兩樣是我們是需要對付的,讀經濟的人不可以不讀政治。例如:我們在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應該是十年前左右,有一個term(術語)叫globalization(全球化),而我們對globalization(全球化)當然有很多不同的定義,但是我們存有共同的期望,就是通過全球化,人流、資訊流、物流等(得到益處)。例如:我們在香港找不到工作,我們可以去越南;又或者我們可以通過生產──現在出現了──中國大陸在柬埔寨生產,但市場可以在美國。我們好像一種「無國界」,認為這樣可以有助於一些貧窮的國家,使它們可以慢慢上升,但是客觀的事實又沒有出現。

好幾年前有一個研究──我是out(落後)了一些──說世界上最貧窮的五十個國家,在十多年前,他們占全球的GDP(國內生產總值)大約有3個百分點,(確切說來是)2.8個百分點左右。理論上,通過人流、物流、資訊流,應該可以幫貧窮的國家,可以(使它們的GDP)提升。誰不知,原來十多年下來,發現連原來的市場份額也沒有了。當然有兩個原因,一個原因是可能富的愈富,富得更加厲害。第二個問題就是,如果在壓縮的條件之下,即沒有誰比較富有,誰比較貧窮,但客觀的事實是十年後GDP應該增加了。換句話說其實財富是傾斜去那些更有錢的人,所以現在有所謂「畢非特稅」,是不是?

如果我們講「畢非特稅」的時候,其實已經進入了另一個概念,就是我們是超越了我們所說的一些硬道理,或者理性化分析,而進入一些人性化分析。那人性化我覺得其實連Milton Friedman(米爾頓•佛利民),或者 Adam Smith(阿當•史密斯)……或者先講Milton Friedman(米爾頓•佛利民)。Milton Friedman(米爾頓•佛利民)是特別提倡所謂「Obey the law, make the profit」,但是事實上他亦作出一些假定,那個假定原來沒有出現。我自己認為「Obey the law, make the profit」,我們是假定什麼?假定我們交稅以後,一個公義的政權,一個沒有官商勾結的政府,一個不傾斜政策的政府,它可以適度地通過社會政策或者所謂security(保障,即福利)的網絡,來還富於民。但是只要這一環不出現的時候,其實便很糟糕,這一環沒有出現,原來(「富」)便不可以通過我們現有的mechanism(機制)可以返還回來。

所以我自己發現,尤其是08年金融海嘯之後,你會發現我們一齊在反省。亦有人提出我們應該不講maximization(最大化),應該講optimization(最優化),即是說不是最大化,不是極大化,應該是最優化。優化即是由自利真正引致他利,這個其實如果我們還原資本主義真面貌,原初Adam Smith(阿當•史密斯)所提倡的,這個才是他真正的原意。他其實是想講,一個自利如何可以問心無愧呢?一定要進入他利才是可以問心無愧的自利,不知我是否講得複雜一些。即是說,例如:我是永富,我自己能夠享受心靈富足,一定不是見到錢在我旁邊就是很開心,我會發現原來是我身旁的人都富有起來,甚至我們可以彼此服侍,而這一種富足是大家一同享受的。

所以一個問心無愧的自利要建基在什麼(之上)?要建基在他利上。所以我們讀經濟的人,就經常拿著那一本《國富論》,但事實上當Adam Smith(阿當•史密斯)寫完《國富論》之後,他又寫了另一本書,有人說這本書其實影響更深遠,這本書叫《道德情感論》。原來Adam Smith(阿當•史密斯)較年輕的時候寫《國富論》,但是事實上在大學他是教什麼的?他是教倫理道德的。所以在他的世界裡,或者我們今時今日為什麼仍然要對資本主義存有盼望?就好像我們的信仰告訴我們,天國已經在地上,不過實質上,它是一個不完美的地上的天國,應然和未然。而事實上我們都是罪人仍然在生活中,我們只不過是蒙恩的罪人而已。

換句話說,當我們每做一件事情的時候,第一,我們是不可以去追求以為有一個完美的制度在地上,我認為這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們亦要看到,當我們脫離人性的時候,即脫離道德倫理的時候,甚麼都會推到去一個罪惡的地方,包括共產主義、包括社會主義、包括資本主義、包括市場經濟,所以歸根究底其實是人性的問題。所以在我過去十年八載進入「生意」的概念,我的體會更深。尤其是我去開發一些市場,我其實是笨拙地想在那裡做生意。誰知那些不道德經營「食了你隻車」,甚至拿走你的貨,根本不付錢之外還去控告你,你会覺得不好玩的。

所以在這幾年,我特別覺得有幾個概念很值得繼續去討論,例如:社會企業怎樣由社會嚮導,甚至我們就是賺了錢不是分給股東,是給持分者,甚至重投給受益的群眾,我覺得都是贏人熱淚的。第二,例如:企業要有社會責任的嚮導,這是已經離世的管理學之父Peter Drucker(彼得•杜拉克)所提出,他說企業營利其實不是終極的目標,我覺得他將Milton Friedman(米爾頓•佛利民)沒有講的講出來了。因為Milton Friedman(米爾頓•佛利民)其實同樣說要建基在道德倫理的概念上,如果沒有道德、沒有倫理,基本上這個極大化也沒有意思。Adam Smith(阿當•史密斯)更加寫了剛才我所講的《道德情感論》這本書來補充,其實所有事情都建基在人性上。

所以我最後的總結就是,在管理、在社會的角度,有一期 Harvard Business Review(哈佛商業評論)有一個作者這樣說:「一個健康的企業是必須要有一個健康的社會,它才有這個土壤繼續生存;與此同時,一個健康的社會,也需要更多的健康企業存在,這個社會才會健康。」換句話說,今時今日我們要還回真像給原來提出資本主義的原貌,原貌其實是要建基在人性、倫理、道德和有社會嚮導的主義。為什麼我會覺得有盼望呢?我們繼續努力,因為我們都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而且我們在地上是彼此服侍的。如果我們以這個態度去製造財富,便不存在有內疚感,甚至由自利進入他利,這個是可以出現的。多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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