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歷史)香港基督教之發展與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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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李金強

香港地居華南,位於珠江出海之東,先後隸屬東莞縣及新安縣。香港之得名,或謂海盜”香姑"佔據而稱;或謂盛產筦香之香木有關;或謂島南水色清味甘覺香而名;或謂英軍抵港之初至島上香港村而得名。香港雖為彈丸之地,唐宋以降,已為華人南遷謀生之區域,及至明清,日見繁衍。繼因鴉片戰爭(1839-1842)為英人所得,遂選擇港島北岸維多利亞為港埠。藉自由貿易,聯通國內南北與亞太歐美各國,遂成東北亞與東南亞交通樞紐。自19世紀中葉以降,一躍而成為世界知名的國際貿易港。開埠以來,本港不但成為中外交通孔道,且為全球華人出入口之南方大門,發展至今而成為華人社會最具現代性的城市。基督教即在香港此一優越地理及經濟、文化條件下,得為中西教士雲集及進出之地,咸望福臨香江,並以此為據點,北望神州,開拓工場。故此香港不但成為基督教入華宣教之跳板,同時,亦為蒙恩救贖,得以建立教會之福地,香港基督教遂由「開基」而「確立」,而自成「一局」。此即劉粵聲譽說基督教在香港得天獨厚,「對於祖國、社會以及僑胞,亦確有相當貢獻」,從而應在世界基督教全史中「佔有相當位置」。香港基督教史之具有歷史意義及研究價值,於此可見。

就香港開教而言,1842年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前後,基督教已然入傳。1841年鴉片戰爭期間,英軍來港,已有聖公會隨軍牧師腓立(Rev. Edward Spencer Philips)建立香港首間禮拜堂的歷史記錄。然而本港華人得以聆聽福音,乃由美南浸信會(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傳教士叔未士夫婦(J. Lewis Shuck, 1812-1863; Henrietta Hall Shuck, 1817-1844)及羅孝全(I.J. Roberts, 1802-1871)於翌年初自澳門來港始,首建皇后大道浸信會,以華人為宣教對象,是為香港開教之始,而近代中國第一所基督教教堂亦由是創建於本港,該堂日後成為堅道香港浸信教會的前身。鴉片戰爭(1839-1842)後,因香港為英國所佔,歐美傳教士包括美國浸信會、美部會、英國聖公會、倫敦傳道會、循道公會、歐陸信義宗之三巴會(巴色、巴冕、巴陵)等傳教士,紛紛從歐美、南洋、澳門來港,並以香港作為入華宣教之踏腳石,相繼進入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及上海五口開教,基督教終於得以進入中土傳教,福臨中華。就此而論,香港無疑成為近代基督教來華宣教的起點,宜其成為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的”第一章"。

而香港本地之教會亦由此而生,任職港府華文譯官、德國傳教士郭士立(Karl Gützlaff, 1803-1851)亦於一八四四年創設「福漢會」(The Chinese Union),起用華人進入內地傳教,因而被史家視為近代中國教會史上華人自傳或本色化自立運動之濫觴。

其次,香港教會早已按立華人牧師傳道,較著者為一八四六年香港倫敦傳道會按立何進善(1817-1871),何氏為繼梁發(1789-1855)而成為該會第二任華牧,負責於港、粵兩地對華人宣教。至一八八四年香港聖公會按立鄺日修為首任華牧,專理華人傳道事務,而更重要則為倫敦傳道,於同年禮聘原屬禮賢會,素主教會自立的王煜初(1885-1902),出任該會自理會──道濟會堂會牧,並於翌年籌建新堂,是為香港教會自立運動之起興。至一九○一年,公理會的美華自理會及香港浸信自理會亦相繼宣告自立,而香港教會的自立,顯然與二十世紀中國教會自立運動同步發展。綜上可見,香港教會自傳,自理起源極早,且純屬宗派系統內的自立,自具特色,宜其應於近代中國教會自立運動史上居一席之地位。及至一九四九年前後,香港一地基督教之發展始進入新的階段。其間值得注意者為日本發動第二次中日戰爭(1937-1945),原為歐美差會大本營之上海淪陷,歐美差會為了避難,紛紛將其總部移設香港,香港遂成為基督教來華宣教之新中心,地位突顯。

綜上可見,香港基督教史之發展自具特色,故探討近代基督教入華之發展。香港基督教史,未宜忽略。

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結束,中共取得勝利,建立「新中國」,由於政局巨變,國內大量難民湧入本港。就基督教而言,新政府推動三自革新運動,成立三自愛國教會,目的排拒歐美差會,接管在華之宣教事業。一時之間,國內華人教牧、傳道,以及歐美傳教士,相繼離開大陸,群集香港,使香港教會事業再次出現重大變化。此即由國內著名佈道家如計志文、趙君影、趙世光等,相繼南下香江,成立教會,而平信徒如趙恩賜,吳應林,以及國語、潮語、閩南語、客家語的信徒南下,促進國語、閩、潮、客方言教會的發展。而歐美各差會傳教士,相繼結束國內宣教事業,部分轉而”投資"本地之宗派教會,延續其對華之宣教事工。即在此一基督教來華宣教的重大”變局"下,除了教會、堂會不斷增多與擴充,相關的神學院,文字出版、社會服務與教會辦學,相繼湧現,香港之基督教及其相關事業,出現前所未見的迅速增長。論者謂香港於50至60年代出現復興,牽動美加及南洋華人信徒的激動,更導致以香港為首之海外華人教會之自立與本色化。過去香港的教會,正如邢福增所說,由於「中國因素」只屬國內各宗派華南教區之屬員,但至今則見「本地(香港)因素」,得以從華南教區的附屬格局中分割而出。並謂此乃「具有獨立意義的香港教會於焉形成」,而香港教會亦由此脫離母體而自成體系,自具地位,此香港教會成史之意義所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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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李金強主編:《香港教會人物傳》(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2014),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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