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會歷史)近代中國教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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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李金強

自兩次鴉片戰爭(1839-42,1858-60),清廷戰敗,先後簽訂南京、天津及北京條約,規定基督宗教可以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及內地傳教,並允許租買土地,建堂興教。此後歐美傳教士大舉東來傳道,出現了1860至1900年間基督教入華史的擴展時期,信教人數不斷增加。而更重要則為踏入二十世紀上半葉,由於華人教牧、信徒起而要求教會自立,促成在華基督宗教出現本土化的發展,華人信徒不斷增長。及至八年抗戰結束,由於教會本着基督的博愛精神,與我國民間社會,共負一軛。於戰時獻身、獻財,推行戰時的救濟和慈惠工作,從而使國人感恩感懷,此後為我國民間社會所接受,基督宗教從此成為我國民間宗教信仰的一員,意義深遠。

然而基督宗教於19世紀入華傳教活動及發展蓬勃之際,卻同時遭受國人的強烈反對,全國各省官紳、民眾群起反對,形成19世紀下半葉波瀾壯闊的 “反洋教運動",或稱”教案",成為清季中外交涉的重大課題。根據近人之統計,全國各省於1860至1899年之間,先後發生教案多至1,622宗。平均每年為40.5宗。就教案發生之地域而言,主要集中於四川(117宗)、直隸(89宗)、山東(79宗)、廣東(71宗)、江西(70宗)、江蘇(46宗)、湖北(43宗)、福建(42宗)。而全國反教高峯則為1900年山東民間之反教,以至釀成義和團之亂和八國聯軍之役而止。其時教會慘遭嚴重破壞,教牧信徒遭受屠殺,以天主教為例,主教被殺5人、教士48人、信徒18,000人;基督教傳教士188人、教友5,000人,堪稱空前浩劫。而其時之國家與社會,亦承受重大創傷,聯軍入京焚殺,並須賠款4.5億兩,是為著名之庚子賠款,國家元氣大傷,實為始料所不及。尤有進者,到二十世紀上半葉,由於民族主義及理性主義之抬頭,北京及上海兩地的新知識份子,群起以言論反對基督教,是為1920年代之「非基運動」,最終亦因北伐,教會亦遭破壞。由此可見,基督宗教入華,毫不順遂。而”中華基督教"之得以確立,傳教士、教牧、信徒之犧牲流血,無疑提供了立教之見證。而近代中國教案,亦由是成為時人及中外史家所關注,進行記述與研究。其中較具代表的著述,當以英人宓克(Alexander Michie, 1833-1902)之Missionaries in China (London: Edward Stanford, 1891)(日後由嚴復 [1854-1921] 譯為《支那教案論》)及福州協和大學王文杰撰寫《中國近世史上的教案》(福州:協和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會,1947)兩書首開其始。

上述有關近代中國教案的研究,對於反教原因之探究、關注最多,並出現「反洋教鬥爭」及「傳統文化反教」兩大論述模式。前者由國內學者提出,強調反洋教乃由於西方帝國主義入侵,導致愛國群眾,策動反洋教運動。以李時岳:《近代中國反洋教運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一書為代表。後者則認為由於儒家傳統文化,具有崇正黜邪、闢除異端,故導致國人反教。而傳統文化反教論,當以上述王文杰之著述及美國學者Paul A. Cohen, China and Christianity: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and the Growth of Chinese Anti-foreignism 1860-1870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兩書為代表。

與此同時,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已故所長呂實強(1926-2011),早於60年代起,負責整理該所所藏清季總理衙門之《教務教案檔》,此為清季教案發生的重要官方檔案紀錄。呂氏繼而投身對清季教案史之研究,利用教務教案檔的資料,出版《中國官紳反教的原因》(台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6)一書。其研究結果,指出國人反教,與傳統文化無關。主要由基督教入華傳播,具有侵略特質,此乃天津、北京條約,規定給予基督宗教在中國內地傳教特權,並及天主教可收回禁教前被清廷沒收的教堂教產。又可在各地購買及租賃房地,建堂傳教。此外歐美傳教士享有領事裁判權及受厚待保護的規定,致使部份傳教士及教民難免借此特權而行為失檢,甚而要求外國領使,協助教會干預。上述種種傳教特權,從而促使各地官紳民眾,視基督宗教具有侵略特質,因而導致教案頻生。其次,由於國人民間信仰的迷信思想及習俗,每每對基督宗教產生疑懼及誤解,而以邪教視之。且教士及教民因享有治外法權而成為社會之新階層,威脅地方官紳的領導地位,由是發生衝突,遂群起反教,從而引致清季民教衝突的熾熱。故呂氏於其大著中,開宗明義指出,近代中國之教案歸結於傳統文化反教一說並不成立,事實上儒家思想與基督教義並無太多衝突之處。所以會引起眾多的教案紛爭,主要是由於上述「傳教事業的侵略特質」及「中國社會習俗與官紳利害」所導致。而呂氏一書,亦由此成為研究清季教案的經典著述,且深受台灣教會人士,如宇宙光創辦人林治平等之重視。(作者任教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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